“以争议最大的兰州项目为例，17.1亿元收购款之中，有6.99亿元是股权收购价格，其余10亿元是留给企业发展的后续资金，包括形成新的投资如兰州榆中新供水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金永祥说。

    “几家投标人的报价差别很大是事实，但我认为这种报价与项目是否溢价没有太大关系。投资人的报价主要取决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值。像兰州自来水这样的公司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不同投资人对企业未来的预期不同，评估结果出现差异是正常的。”金永祥认为，“我相信所有投标人都是有战略考虑的，只是战略不同罢了。”

    业界仍然不相信威立雅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投资回报。

    清华大学水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表示，现在对于溢价的问题还不能做出结论，所有的结论都必须依据详细的条款。希望有一天，溢价项目背后的条款能够公布于众。

    持久战

    威立雅认为，对兰州供水项目投以巨资，这与其在中国市场上的战略布局相关。

    “市政项目的特性决定一定要和政府的步伐一致。兰州供水项目的价值还在于对西部周边区域的影响，这是威立雅在中国布局中很重要的一步棋。”威立雅中国副总裁黄晓军说。

    法国威立雅水务全球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弗莱罗认为，在特许经营行业中，企业无权制定价格，是政府根据需要进行调价。在合同当中，作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行的条件，威立雅会预计今后价格变化的趋势和方式，这包括当地成本的上涨，也包括整个国家的水价调整方式的演变。

    事实上，威立雅曾经期望兰州政府作出承诺，即每2年上调一次水价，每次上调0.2元，在30年特许经营期限结束时，兰州的水价最终能达到4元左右。

    虽然兰州水价的上涨未来还存在不确定性，但威立雅自1997年在天津获得第一个项目起，到2007年，天津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已由每吨0.68元提高到目前的3.40元，10年里水价上涨近5倍。

    根据国家发改委过去三年对36个大中城市进行的水价跟踪调查，地方发改委每半年上报一次的数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得出的结论是：“水价正在以每年10%的速度上涨。”

    除了对未来水价上涨的预期外，威立雅在兰州项目上，与兰州市政府签订的有偿转让协议，为其收益能够得到保障埋下了伏笔。

    “现有资产和土地不能转让的情况下，按照威立雅在兰州的投资规模，除非兰州城市人口发生爆炸性增长，否则我想不出威立雅会用什么方式收回投资。”德国柏林水务中国区总裁涂晓光说，“水价上涨虽然有可能，但还要政府同意。水价上涨后，人们的节水意识会更强，但如果供水量没有大幅度提高，威立雅也很难获得预期的收益。”

    “据我了解，威立雅与兰州市政府签署的协议内容之一，就是经营期满后的有偿转让方式，这样威立雅的压力就小了很多。”国内某水务公司高管朱平说。

    特许经营期满后，运营企业一般会通过有偿转让和无偿转让的方式，将水务资产移交给当地政府。

    “合同到期之后的资产处置问题，很容易被政府忽视。威立雅在兰州项目上，与兰州市政府签订的是有偿转让协议，当地政府最终要从威立雅手上把这些资产买回来。”朱平表示，“威立雅在兰州的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这期间产权的权重和不确定性将加大，现在已向兰州供水集团注资了10亿元，30年经营期满后，如果以清产结算的方式，即使按全部折旧来计算，最终转让给兰州政府的价格也不会低于10亿元。”

    “可以相信，30年时间，威立雅完全可以把这部分资产做大数倍，再按照当时的资产价值卖回给兰州政府，这样威立雅就能把投资和预期利润都收回来。”朱平说。

    纵深

    “拷问”水务改革

    2002年底，建设部公布了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城市水业改革与推荐市场化为主要方向。截至今年底，改革即将行满五年。

    由于价格监管是水业市场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地方政府高价出售水务资产成风，与政府监管的公共利益性不一致时，威立雅的行为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水务改革得失的机会。

    五年改革路

    我国水务改革出现外资的身影，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通过直接或间接担保，获得政府间贷款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在主要大城市建设了100多个水务项目。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鼓励外资投资中国公用事业设施建设的政策出台，洋水务开始直接投资。但这一阶段水务业开放领域仅限于水厂和污水处理厂，未涉及管网，合作方式也以BOT和合作公司的方式为主。

    2002年12月，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

    2004年3月，建设部发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威立雅、中法水务等外资水务巨头纷纷与国内水厂进行合资，出现了水务改革的第二次浪潮。

    清华大学水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对城市供水行业改革而言，影响最大的表面上是特许经营政策，实质上却是产权改革政策，而其中的关键点又是城市水业资产的处置方式问题。

    “虽然建设部一直在推进特许经营制度，但是，在中国城市供水新的改革项目中，许多项目背离了特许经营。因为大部分自来水公司的改革出让了部分或者全部完全意义上的产权，实现了专营。”傅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