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大举溢价进入中国水务，本土竞争者一次次失去机会，引来种种猜疑和抵制，为重新审视过去几年水务改革得失提供了一个绝好角度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竞赛。一方是技术资本实力雄厚的外资水务巨头，另一方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务企业。面对水务企业股权改革凸现的巨大机会，外资企业频频以“高溢价”介入，结果几乎没有悬念。
    8月18日，江苏扬州自来水引资项目开标，内容是转让当地自来水公司净资产价值为1.8亿元的49%股份。四家水务公司进行投标，中法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法国苏伊士集团与香港新世界集团共同成立的企业，下称中法水务）报价高达8.95亿元，法国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下称威立雅）次之，投标价格是3.98亿元；随后，亚洲环保和金洲控股分别仅给出2.5亿元和1.92亿元的报价。
    紧接着，8月22日，天津自来水引资项目开标。标的是自来水厂49%的股权转让，资产价格评估为人民币7亿多元。参与竞标的仅有三家企业——香港中华煤气（China gas）报价9.2亿元，中法水务报价11.9亿元，威立雅水务报价21.8亿元。
　　这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外资企业参与中国水务市场一连串“高溢价”的延续。
　　今年5月，威立雅以9.53亿元的报价取得海口水务集团主城区给排水一体的项目公司49%股份，报价金额超过标底约3倍，且远高于其他三家机构分别为约4.1亿元、4.4亿元和5.6亿元的报价。
　　今年7月，商务部发文同意威立雅受让兰州供水集团净资产45%股份，组成合资公司，对应的净资产折合大约3.5亿元，威立雅承诺将一共投入17.1亿元，远远超过同时竞标的中法水务和首创股份的报价，后二者的价格分别仅为4.5亿元和2.8亿元。
　　在大型项目的招标当中，本土水务企业的身影逐渐难以寻觅。至今，以威立雅和中法水务为主的外资水务企业，已经分别将数十个大中城市的项目收入囊中；在国内的水务地图当中，外资主导的格局已经渐次清晰。
　　在本土竞争者一次次失去机会之时，他们反复诘问：作为一项公用事业，水务企业的高溢价并购是否正常？新的垄断者会不会因此而产生？会不会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无论这些诘问反映的是有根据的忧虑还是失败者的怨怼，它们正在影响水务改革的路径和节奏。
　　
市场化原动力　　
   城市供水，以往在中国长期由各地方政府直接提供，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和相当的福利成分。随着地方国有企业的改制浪潮，公用事业也逐步走上市场化改革之路。
　　供水不足、管网老化失修、水质不佳，这几乎是目前每一个城市供水系统的通病。改变现状意味着必须增加投资，而供水基础设施一贯投资不菲，作为一项公用事业却难有丰厚的回报，甚至还有可能承担巨大的亏损风险，令财政背上包袱。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各城市政府逐步将市政公用设施市场化运营的原动力。
　　威立雅兰州一役的标的兰州水厂，始建于1955年，是中国“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工程当中惟一的水厂。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一直是国内供水能力最大的企业，一些重要的技术指标在业内维持着较高的水准。但它同样面临建设滞后的窘境。  
　　近年来，随着兰州城市东扩，当地政府要求兰州供水集团扩充企业供水能力，同时向榆中、安宁、和平等地的新城区增铺管网。同时，企业所辖管网当中，绝大部分为上个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所铺设，已老化失修，改造和更换工作不可能一拖再拖。
    按理，水务企业属公用事业性质，兰州供水集团改制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后，公用事业的性质没有因此改变，扩建和维修投资几乎完全任由企业自身筹集。自1998年起，兰州供水集团先后向银行贷款十几亿余元进行供水能力扩建，改造城区60余公里的旧供水管网；建设部门亦要求各地水厂进行水表出户的技术改造，此项目需要投资额达4亿元。企业希望当地财政对此进行投资，虽然有关部门反复讨论和规划，但终究由于投资无法落实而暂时搁浅。
　　随着供水能力的扩张，兰州市实际需水量近年却有所缩减。日供水量由2002年60余万吨缩减至目前的50余万吨，企业的现金流也相应缩减。兰州水厂的现状正折射出全国供水行业的缩影。
　　中国600多个城市当中，大约有400个城市常年供水不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有的城市甚至被迫限时限量供水。1000多个县级城市，供水完善率不到50%。同时，大部分城市水质难以达到新颁布的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有统计显示，在2010年之前，中国需要投资2万亿元人民币，用以改善城市供水系统和水质。
　　“水务企业要发展，资金是个大问题。”兰州供水集团一位副总经理对《财经》记者表示。和国内其他先后进行市场化运营的行业一样，供水企业与过去公用事业“低水价，高补贴”模式的制度联系一旦被切断，只能谋求新的发展方式。
　　
外资试水　　
　　企业自身融资能力有限，又要承担投资不菲的市政建设任务，寻求新的资金来源便很自然地提上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各地方政府在水务领域就开始了引入外资的早期尝试。第一轮引资中包括主要大城市的100多个项目，城市政府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担保，来获取政府间贷款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最初的尝试仅以单纯的贷款和项目融资为主，并未涉及产权关系。此后，由于中央政府禁止了城市政府参与担保等直接融资行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资开始以合作经营并且保证固定回报的形式投资城市水厂项目。这一轮尝试虽然明确规定了对外资的回报，但仍未触及企业产权；同时，当时的政策将外资排斥于城市管网投资之外。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涌现了大量BOT(建设－运营－移交)项目。BOT针对单个新建项目(主要是水厂项目)，放开一定期限的有限产权，进行项目融资，但同样没有改变城市水业原有资产国有独资的产权关系。
　　政策面对于公用事业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放开，始于2002年。这一年12月，建设部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这意味着，决策层最终为外资进入公用事业股权投资领域亮出了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