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中国水问题、并具体参与过除辽河流域其他所有重要江河湖泊治理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警告说：“在中国，水污染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了。”

污染和缺水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就高达189亿元
　　不断加剧的水污染，究竟如何影响着中国？
　　《财经》记者在各个流域的现场采访中，目睹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种种危害。但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数据资料支持，要进行任何具体和定量的估计，并不容易。
　　由世界银行、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卫生部等机构于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这份报告只是一个供讨论的草稿，最终的版本直到今天尚未正式对外公布。
　　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世界银行报告根据2003年的数字，估算出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
　　这些看得见的危害，还只是水污染恶果的次要部分。
　　由于中国人均水资源量非常贫乏，加之时空分布很不均衡，水资源短缺在北方地区更为严重。水污染不但加剧了缺水地区的水短缺，更令一些原本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城市形成污染型缺水，从而诱发了污染和缺水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因水污染而导致的缺水损失，就高达189亿元。
　　恶性循环的另外一个受害者，则是地下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当越来越多地依赖地下水时，将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城市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两至三米。
　　原因很简单，地下水的生成周期，相对地表水来说要漫长得多；前者为大约300年，后者却不到30天。这样缓慢的自我补充速度，显然难以跟得上人类大规模消耗的步伐。
　　“河北不少城市都快被抽成‘空中楼阁’了。”一位专家不无忧虑地对《财经》记者表示。

死亡阴影笼罩
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对这一点注定充满争议。在国际上，弄清特定疾病和各种污染物成分的对应关系，仍处在探索和研究阶段。更何况在中国，无论环保部门还是卫生部门，都缺乏良好的统计数据可资利用。
　　世界银行的上述报告，仍然尝试着给出自己的估计：依据2003年中国健康调查，由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饮用水，由此带来的健康损失将达到农村地区GDP的1.9％。
　　随着淮河、太湖等重污染地区一些“癌症村”陆续出现，水污染这种环境因素与癌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现有的研究成果，仍无法在两者之间简单地画上一个等号，但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水污染带来的健康危机。随着淮河流域众多“癌症村”不断在国内外媒体上曝光，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卫生部、环保总局、水利部、发改委以及沿淮各地方政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真正弄清情况，找出问题。
　　之后，2005年7月，由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牵头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癌症）相关性研究，也正式启动。
　　不过，这份研究到底进展如何，以及最终的结果是否会向学术界以及公众公布，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困局求解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下，任何“劣币驱逐良币”的空间，都可能被各个利益主体加以利用。制度上的“篱笆”没有扎紧之前，即使行政性、运动性的治理措施声势浩大、此起彼伏，仍然不可能指望水污染状况奇迹般地出现好转。
　　而今，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水污染危机的严峻性。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这一版本的修订草案，针对水污染事故，取消了罚款的上限，而代之以直接损失的20％到30％来计算。与之前相比，的确是一个进步。
　　然而，水污染事故仅仅是非常态下的监管。对于日常性的超标排放行为，此次修订仍然保留着100万元的上限。
　　美国的《清洁水法案》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它采取的是每日累进制，不设上限，视情节轻重，罚款额度从2500美元直至25万美元不等。在罚款的同时，往往还要再加上1年到15年的牢狱之灾。上述两类处罚，一旦重犯，都加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