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纳入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执法机构和能力，在过去十年中，公众可以获知的此类判例甚至不足两位数。
　　很显然，仅仅依靠一部法律，哪怕其条文上再完美，或者再加上领导人的行政意志，要想改变中国水污染的现状以及未来都是不够的。
　　中国目前真正急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在美国，这种变革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并且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监管理念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1970年，美国建立了环境保护署（EPA）。此前美国联邦政府只对铁路、民航、电力以及电信等自然垄断性行业，或者对于银行业这样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行业进行监管，且监管范畴几乎完全限于经济领域。此后，美国整个政治理念为之一变，垄断性行业逐步引入竞争并解除管制进程加快，而类似环境、公共健康以及危险化学品等社会性质的监管，开始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很难想像在30多年后，EPA会成为一个拥有1.7万多名员工、年预算超百亿美元的庞大机构。作为对比，目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公务员编制仅200多人。
　　这种转变给美国普通人带来的福利也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水域都被污染，哈得逊河的大肠杆菌含量一度超过健康上限170倍。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上游也污染严重，很多靠近城市的河流和湖泊都无法供人们游泳、垂钓或者嬉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一岁到五岁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超过100微克/升）的比重，一度接近九成。
　　而今，美国已有接近九成的人，可以在自己社区里获得符合各种健康指标的清洁水供应。大量的水域重新恢复了饮用、渔业功能，大城市周边的河湖又成为众多家庭的乐园。到2002年，美国儿童血铅超标比重也下降到了1.6％。
　　与美国类似，随着公众压力的增长，欧盟在1975年前后，开始寻求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饮用水安全，并最终于1980年第一次设立了约束性污染指标。
　　中国是否应该在短期实现这种转折？目前仍有不小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未完成之前，地方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虽然有损环境、健康等公共福利，但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成长仍“利大于弊”。毕竟，在欧美或者日本，环境意识的觉醒都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一个相对平台期之后，才真正融入到决策中间去的。
　　赞成者则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被大大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每隔十年左右才会次第出现的很多现象或者矛盾，很可能会在中国交错在一起，以更复杂的面貌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越及早转变，就越能抓住潜在的主要矛盾，在时间之轴上寻求主动。
　　或许，只有把切实转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健全环保法制、技术创新以及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等各种因素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水污染才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即便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也绝无坦途。在美国，即使在《清洁水法案》出台20年后，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水体处于受污染的状况。在日本，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后，东京湾的COD达标排放率，也只有63％左右，湖泊等封闭水体的达标率就更低了。而在欧盟，即使到今天，水污染问题仍然是公众最为关注或者说忧虑的环境话题。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对《财经》记者说。■

地表水水质划分
I类水 源头水等
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
I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
I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一般工业用和人体非直接接触娱乐用
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农业和一般景观用途
劣V类水 不适合饮用，基本丧失其功能性
从I类到III类水，人都可以直接饮用，但水质从好到坏不等。
资料来源：国家环保总局

水污染分类
　　生物污染：主要是细菌、寄生虫等，可引发传染性肝炎、痢疾、伤寒、霍乱以及腹泻等。
　　化学污染：主要是硝酸盐、磷酸盐、汞、砷、铬、氟、铅等无机物，以及苯酚、苯等其它芳香烃有机物、石油等。大剂量的化学污染物会导致急性中毒，低剂量的长期接触会导致癌症以及婴儿出生缺陷等多种慢性疾病。
资料来源：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