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方采矿业中盛行的“官商勾结”潜规则，使得本以弱势的环保部门往往更难以真正有效地遏制污染扩散。 
       以三十六湾矿区为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郴州矿主告诉《财经》记者：“没有足够‘硬后台’庇护的矿山，根本无法生存；有后台的，就可以乱采滥挖。”临武县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此也深有同感。 
       2006年落马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当地被称为“曾矿长”，就曾为三十六湾多名矿主充当保护伞；凡是与曾有关的矿山，执法队都只能敬而远之。
       曾景春的妻兄唐荣在三十六湾有四五家矿山，都是无证的非法矿山，随意开采并到处排放废矿渣。1998年，临武县地质矿产局分管矿山环境治理整顿的副局长蒋贤儒，曾经带执法队先后将其矿洞炸了五次，但每次很快就死灰复燃。唐甚至蛮横要求执法队赔偿炸矿损失，并警告执法人员：“我在上面有人，谁关我的矿山我就把谁搞倒！”
       不久，当地纪委将蒋贤儒“双规”调查，最后蒋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蒋出狱后一直上访鸣冤，但直到曾落马后，当地法院才开始组织复查蒋案。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聂芳容指出，依行政区域划江而治的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也给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带来了更大的阻碍。 
       嘉禾县环保局局长曾平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此也深有体会。嘉禾环保部门如果要到临武县三十六湾去调查了解情况，需要由公安陪同并且乘坐警车才行，否则就会有被矿里扣留的危险。 
       两县主管领导和部门也多次磋商治理之策，但多年来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因为仅三十六湾的矿业企业，每年就可以为临武县创造上亿元的财政收入；对于2006年财政收入总量还不足2.5亿元的临武县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出路在哪里 
       对于中国而言，湘江流域的重金属污染无疑是惨烈的一幕，但还远不是全部。 
       仅以过去两年为例，2005年12月，广东北江就发生了镉污染事件；2006年9月，甘肃徽县更有354人被检查出铅中毒。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早在1990年，中国废水中的重金属排放量就高达2185吨，这还不包括总量为1225吨的砷。而从1997年开始，在其官方网站每年公布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不再向公众披露这两项内容。虽然其印刷的《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2004年开始有此项数据，但其受众显然少了许多。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从土壤被污染情况，管窥重金属污染为祸之一斑。
　　在1999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农业生态与环境技术试验站所作的评估就指出，中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约为2000万公顷（约3亿亩），受到影响的农民为1.3亿人；由此而造成的粮食减产每年达1000万吨。 国家环保总局在《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也指出，对中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的抽样监测显示，其中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在中国，对于重金属污染，虽然陆续有不少文献，但大规模、综合性的研究很少。加上对土壤的污染状况缺乏定期监测，对于很多行业的重金属排放也缺乏统计，污染现状到底严峻到什么程度，或许仍然是个谜团。 
       决策部门也意识到了这种挑战。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就与国土资源部携手，开始斥资10亿元，进行首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待这一普查在2008年正式完成之后，我们对于中国土地重金属污染的现状，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2007年11月14日，在河南郑州市举行的全国河流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也再次重申，要坚决遏制一些企业的重金属超标排放现象。 
       然而，仅仅依靠环保部门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以美国为例，从2001年至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先后三次公布了全国性的化学污染与人体健康报告，其中就包括各种重金属的健康危害及在人体中存在的剂量，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整个社会对于重金属污染危害性的认识。 
       在中国，卫生部以及其下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今还没有公开过重金属污染的健康损害信息。 
       国家最高决策者，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信息鸿沟”的存在对中国进一步推进环保进程的消极影响。 
       2007年11月21日，由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联合制定的《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正式启动。作为阶段目标之一，到2010年，中国将全面建立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并制定促进环境与健康工作协调开展的相关制度，以及环境污染健康危害风险评估制度等。而到2015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 
       此外，《行动计划》还强调，中国将组成卫生部、环保总局牵头的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小组，以研究制定国家环境与健康宏观管理政策；同时，也将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提供咨询建议和技术支持。 
       或许，当这一切都成为现实时，中国走出重金属污染危机的曙光才能真正浮现。■ 

本刊实习记者李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