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参照当时已经颁发但尚未开始施行的《刑法》第115条，按照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判处张长林有期徒刑2年。

张长林被捕后，替他求情的人很多。先进工作者，又是加班时出的疏忽，最重要的是没有人伤亡。

这样的压力，加之恰当定罪名十分困难，据了解，市中院内部人士在当年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高建国记得，法官邓建熙，事发后一度把环保办当成办公室，天天找人研究这个事。

而最终，环境污染案件的刑事制裁，成为了中国第一例。

业已泛黄的卷宗，记录着苏州市中院1979年这份刑字第26号判决书：(此次污染)造成市水产养殖场和吴县部分公社水域、鱼塘的鱼、蚌大批死亡。由于违章操作，厂方损失34800余元，人民身体健康受到危害，构成重大责任事故。

因此量刑。

1981年2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环境的污染和自然资源、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已影响人民生活、妨碍生产建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为此，要求贯彻执行试行的《环境保护法》。

同时，在这个决定中，国务院特别提到“杭州、苏州和桂林是我国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一定要很好保护”。

高建国记得，这把“尚方宝剑”给苏州率先实行“排污收费”壮了胆。1988年，苏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和世界银行进行环保贷款谈判的城市。

此后，在20多年间，国务院又下发过4个类似的环保《决定》，从1984年的第二个决定提出“环保是基本国策”，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5年后，《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国务院的决定，也由防止工业污染转变为控制面源等新污染，并实行总量控制和行政官员的责任制。

2005年，国务院则指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保工作，强调需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再上一台阶。

案件推动环境立法

2008年2月20日下午。年近古稀的张长林站在原人民化工厂的旧址上，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落在船来船往的运河上。退休多年的高建国也来到了这里。两位老人29年后首次重逢，谈论更多的是苏州的变化。

2006年，化工厂拆迁。如今，废墟上荒草比肩，瓦砾遍地。不复当年模样。

1981年从劳改所回来后，张长林曾想过换工作，但妻子坚决要他回原单位。因为别人更不可能理解这件事。

2001年，张长林从化工厂退休了。工龄却只能从出狱那年算起。2003年，张长林得白血病时，医疗费是亲戚们凑的。

“这个案子暴露出我国环境立法的一个空白，向司法机关提出了新课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环保法专家王灿发至今仍记得，29年前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影响。

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诞生，在各类环境污染类型中成为我国第一个拥有专项法律的领域，作为该法的起草专家之一，王灿发认为，“张长林事件”对此不无影响。

多年做环保政策研究的苏州市环保局陈肇琪处长认为，张长林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其对于环境立法的推动作用。

而在张长林的家中，有的晚辈仍对此事一无所知。(记者 相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