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臭得不行了，只好半夜里爬起来，开车出去狂奔透透气。”她无奈地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垃圾填埋场之所以臭气熏天，主要原因就在于运行管理上的严重违规。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管理规范》，垃圾进场后24小时内，应完成垃圾的摊铺、压实、覆盖工作；经薄层压实作业形成的垃圾填埋作业层，每两米要进行一次覆盖。而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当天运来的垃圾没有压实盖土，作业面积超过规定范围，从而造成了持续、大面积的污染。
    更早追溯，六里屯风波的发生，在选址决策时就已危机深埋。
    按照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惯例，在固体废弃物设施的选址的时候，应该尽量回避“环境敏感”区域，比如地震区、地下水源地等。因为一旦地下水被污染，要想再恢复水质，往往要花上成百上千年的时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成本根本难以承受。 　　
　　早在1995年，北京市环保局在《关于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批复》里就明确指出：被用作垃圾填埋坑的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底部，已与地下浅层水连通。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
    然而，这并没能阻止垃圾厂于1998年10月正式动工。
    退一步而言，如果在这种环境敏感区域选址不可避免的话，一般也会严格要求该设施运行者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并加强监控，防止出现有毒物质泄露。1997年，原国家环保局制定的《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就有明确规定， 地下水下游方向应设置监测井位，定期监测，发现问题须及时采取措施。
    然而，据《财经》记者了解，从该垃圾填埋场1999年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至今，周边的居民都未看到过监测数据。实际上，就连当地居委会负责人，也被禁止进入场地查看。
    因此，在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赵章元看来，当地居民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态度或许不难理解：一个工艺和操作技术难度相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在决策和运行管理上还长期无法做到规范化操作，更何况一个科技含量远高于填埋场的垃圾焚烧厂呢？
　　更重要的是，它在周边居民的内心深处，埋下了恐惧以及不信任的“种子”。而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或许才能逐渐弥合。

无形的“围城”
　　围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多年争端，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无法完全寄希望于技术，来解决一个非技术原因导致的困局。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王伟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近几年来，借助奥运的提升，北京垃圾处理的投入和技术都有了飞跃发展，与此同时，环卫体系的管理问题，却成为相对的“短板”。
    缺乏透明性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不仅使得良好的硬件很可能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更加剧了北京市本来就已经十分严峻的垃圾“围城”问题的解决瓶颈。
    在日本，很多垃圾填埋场甚至比医院还干净；每个填埋场都会花费大量资金来尽力消除民众的顾虑，包括接待民众来访等，并采用各种手段来确保日常运行规范化、透明化。
　　在美国的2260个垃圾处理设施中，为了更好地与周边社区交流，不少运营者都设立了专门的联络办公室，来处理周边居民的各种诉求以及疑问。此外，他们还主动向居民发送定期的运营简报，甚至年报等，来详细阐述设备运行的状况。一些运营者甚至还聘请第三方的独立中介机构，来对垃圾处理情况进行审计，从而彻底消除公众的顾虑。
    王伟建议，针对目前北京市存在的周边居民对垃圾处理部门的不信任情绪，可以考虑由政府出资，成立包括居民在内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并雇用专业的中介公司，对垃圾处理各个具体操作环节进行监督。
    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与周边社区可能存在的冲突，即使从国际经验来看，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合理的决策过程，来尽量舒缓，而不是激化这种可能的矛盾。
    美国环保署曾经给出一个完美的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程序，虽然不乏理想主义色彩，但或许我们仍然可以作为参考：
    一旦有意向在某个地方选址，就先行与当地环境、商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和讨论；在有了更加明确的意向之后，向当地政府申请举行一个公开会议，以便充分听取当地居民在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担心。
    在对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充分的调查，并且拟定出可能的修补措施之后，再向当地政府申请举行一个听证会。而在听证会正式召开之前，公司应该准备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并且成立联络办公室，以充分与当地媒体沟通，并认真听取居民的呼声。
    在听证会上，公司不仅要详细地披露信息，更可以邀请居住在周边的居民，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咨询委员会。此后，根据与社区谈判的结果，公司再对原有的垃圾处理设施规划进行相应的修改。这种对话和合作机制，不仅体现在设施的建造过程中，更将贯穿其整个运行生命周期。
    无疑，在今天的北京，要把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打造成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公共决策过程，在现实的制度约束下，仍然前路漫漫。
    但是，越早主动地逼近这些目标，或许就越能避免更大的被动。无论在国内外，都不乏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从这种意义上讲，北京市要彻底突破垃圾“围城”的困境，除了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来降低垃圾的产生以及增加再利用，或许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这道“无形的围城”。■